国际关系研究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阎学通: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要兴利防弊


 

阎学通

 

今天听了诸位教师关于如何建设一流学科的建议,很有收获。在此想谈几点看法。

第一,学科建设需要避免产生负面影响。“学科建设”本身是计划体制的产物,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的政府搞学科建设,美国教育界肯定没有“学科建设”这个概念。这引发的问题是,我们多年进行学科建设,为什么还没建成世界一流学科,而不搞学科建设的国家何以建成了世界一流学科?接下来的问题是,尽管我国国际关系专业已经缩小了与美国同行的差距,但是学科建设在这其中是否起到了决定作用?这两个问题容易让人联想到另外两个问题,美国政府没有经济计划,为何美国经济实力比我国强大?中国正在快速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经济计划是否起到了决定作用?这两个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搞学科建设和不搞学科建设可能是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两条道路的效果如何,现在还难作最后判断。

   政府为一流学科建设投入大量财力和物力,这些国家资源是否被有效使用,直接关系到学科建设的成功与否。由于学科建设是计划性的,钱是国家的,因此如何消除计划教育的副作用,关系到学科建设的成败。例如,今晨看到一个消息,由十个学校组织了约二十名中国学者去了美国三个城市搞“十九大之后的中国政党”研讨会。参加每场研讨论会的美国人,多的四个,少的一个,而且基本上是已经退休的教授。由国家投钱去美国开这种研讨会有助于提高学科水平吗?如果学科建设费用不落到实处,拨款也提高不了学科水平。

   除此之外,消除划分一流学科和非一流学科所产生负面影响也很重要。今晨佟德志教授对此事特别担心。他说由于天津师大的政治学没有进入一流学科,他们在争取学科建设资源和优秀生源方面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学科划分成一流与非一流,有可能使一些学校采取放弃弱学科,向强学科集中资源和教师的策略。与其他学科相比,我国的政治学是一个弱学科,已经与中国崛起的地位很不相符。在一流学科建设中,如何防止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在更多学校消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做主旨发言的教师们主要谈了建立一流学科应做什么的问题,而关注学科建设中要避免做什么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少

第二、学科建设要同等重视知识创造力、传播力和应用力。今天一些教师谈到一流学科建设要服务社会。政治学是关于政治权力的学问,政治学的这种性质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政治学的学科建设目的是服务社会,但是很多人仍将政治学学科建设目标理解为是为政府服务。大学的学科建设包括教学和科研两方面。但是,科研被很多人认为是为服务社会的唯一方式,特别是为政府提供政策研究更是被视为社会服务的标志性成果。我以为,无论是校内的教学还是校外的讲座,教学和知识普及工作都是比科研更直接的一种为社会服务的方式。然而,今天只有张桂林教授谈了学科建设中的教学问题。如果学科建设不重视教学,有可能几年后学科整体水平会下降。

学科建设的目的是提高三方面能力,即创造知识能力、传播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能力。创造知识的能力主要看著作与论文的水平,而不是看政策报告的数量。传播知识的能力则体现为教学和教材水平。然而,目前在大学里,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教师评职称和教育部评估指导基本上都是只看科研成果,而不看教学成果。忽视教学工作将对学科建设产生不利影响。知识应用能力体现在多方面,服务社会仅是其中一个方面,政策研究也只是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除了政策研究,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还包括社会讲座和社会咨询。因此,不宜过分强调政策研究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要防止把学科建设等同于智库建设。

学科建设要求学者对教材编写这块加大投入。国际关系专业老师们愿意写著作,而不愿意写教材。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国内教材少且缺乏更新,连续出到第三版的教材更是寥寥无几。在美国,一些教材出到十几版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一本教材五年不更新,其中约一半的知识都得过时。一本好的教材,是靠一版一版改出来的。教材只有不断的修改才能成为精品。然而,无论多好的教材都有过时的时候,因此最好的教材永远是最后一版,如果最后一版不修改,再优秀的教材也必然还会过时。我们在学科建设当中如何提高教师们编写和修改教材的积极性,这需要研究。

第三、学科建设要坚持引进改造和坚持原创两条腿走路。既然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学科的目标,就是承认我国政治学的水平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向先进的外国大学学习成为了建设一流政治学科的必由之路。但是,如果我们只引进外国大学的教育模式,而不对其作任何改造,其结果只能是本国教育永远处于落后的水平,这样我们也永远赶不上世界一流水平。引进改造与坚持原创是两种不同发展道路,对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一目标所产生的影响可能相去甚远。例如我国航空走的是引进改造道路,而航天则是走原创道路,这两条路所产生的效果就截然不同:航天技术坚持原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航空技术则是不断提高,但离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很长距离。因此学科建设需要重视中国政治学科的原创能力。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上世纪80年代引进,90年代引进加改造,进入21世纪开始原创。

提高原创能力才能达到后发先至效果。我国金融业发展跨越了私人支票时代,直接进入了信用卡时代,移动支付技术更是领先于全球,创造了世界一流水平。为了实现后发先至的目的,学科建设还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创新。我国政治学专业有一个缺陷,就是科学研究方法太弱。绝大多数学校的政治学专业还没有开设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还停留在哲学思辨的方法上。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政治学科不断推陈出新,而停留在思辨的传统办法上,则难以有效的推动学科发展,也必然难以建立世界一流学科。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所有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一领域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一领域加大投入,因为大数据有可能使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现后发先至的目标。时代已经变了,政治学“学问”的标准也改变了。我以为,杨光斌老师对于清华四大导师的评价是有道理的。当年说一个人有学问,是指这个人知道很多人类已有的知识,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被认为有学问。现在,手机可以随时提供这类知识,因此,现在说一个人有学问,是指这个人有创造知识的能力。今天的大师是指创造知识的人,不是指仅仅知道知识多的人。今天大师的水平与他们创造公式、概念和理论的能力息息相关。

第四、中国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要立足中国。中国崛起给中国的政治学者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即研究中国有可能是国际关系学者取得学科重大突破的研究方向。中国学者生于斯长于斯,研究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研究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那么我们研究其他国家就更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了。有学者就认为,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中国学者无法超越的。同样,如果学界普遍认为我们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深度还不如外国学者,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学科建设已经失败。这就好比,美国学者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水平还不如外人,美国的政治学就不可能是世界一流的一样。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这是当下建设一流政治学科的首要方向。

研究中国为何能崛起和研究中国崛起面临的问题同等重要。研究成功经验是为了更好的继承,而研究问题则是为了克服困难。研究成功经验是无助于实现国家统一的,但研究为什么崛起了也实现不了国家统一这一问题则有助于国家实现统一。为什么一个分裂的国家可以崛起?为什么经济发达也实现不了统一?为什么武力统一被视为政治错误?

研究中国需要我们从中国的特殊性经验中寻找具有普世性意义的道理,而不是起个“中国学派”的名字。建立普世性的知识体系,还需要学界的自然分工向多维度,小专业发展,即使知识体系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然而,无论从什么角度分工,都可考虑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研究具体的问题,建立普世性的知识和原理。如果所有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都是特殊性的,即只能用于解释中国而不能用于任何其他国家,这样的知识是没有普世性的,也难以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和认可。从知识创新的角度讲,这种创新的知识贡献力较小。从中国特殊性入手,发现普世性的道理,这才能被国际同仁认为是世界一流。学科水平是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不是由我们自己判断的,是由国际同行判断的。这如同一个人是否是好人,是别人判断的而不是他自己宣称的。今天有同志提出要搞中国学派。 我以为此事需要慎重,学科建设的目的是增加知识,而不在于知识的名称是否冠以“中国”两字。没有普世性的知识,起什么名称都无助于学科水平的提高。

最后是学术研究中国化的问题。自民国以来,我国政治学一直是外国思想占主导地位,二十世纪20年代是英国和法国,30和40年代是日本、50-70年代是德国和苏联,80以后是美国。立足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包括了研究中国政府行为、讨论中国学者思想、使用中国案例编写教材,使用中国概念分析问题和进行教学。我国在政治学方面与美国有较大差距这是事实,但教材、著作、文章中不引用中国学者观点的现象值得思考。有学者声称在其文章注释中绝不出现中文文献。在政府文件和政府领导讲话中,凡是提到的人名必然是外国人和死去的中国人,如老子、孔子、孟子,而从不会有活着的中国学者的名字。举一个典型例子,尽管韩非子比马基雅维利早1500多年,仍有人将韩非子(公元前280-233年)说成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如果我们所有借鉴的知识都是外国人的,我们所有的创造的概念都需要穿上洋外衣才能体现价值。那么,我们创造出来的知识还有何意义?为了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中国学者应承认中国古人所创造的知识。我在这期《国际政治科学》主编寄语中提到这个现象,现在造陷阱概念的词都是用外国人名造。中国先秦诸子有很多思想和概念,其实用他们的名字造词也可以促进政治学的中国化发展。

上面是我对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一些想法。错误的地方还希望大家批评指正。